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村民自治成为在农村扩大基层民主和提高治理水平的一种有效方式。但也存在一种论调，认为中国当前不应“过分强调”民主，理由是中国公民文化素质低，缺乏民主政治的熏陶，而13亿人口中又有9亿农民，所以不适合搞民主。甚至有人据此对我国目前推进民主的路径提出质疑，认为推行村民自治是从人口文化素质最低的农村开始搞民主，而不是从文化素质高的人群开始，所以是不科学的、违背规律的。农村出现家族、宗族势力控制选举，出现贿选等不健康现象，都是违背规律带来的后果。

民主和公民文化素质究竟是什么关系？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看，把民主和公民文化素质定性为一种正相关关系，这没有错。毕竟，人们的文化水平越高，对民主的理解也就越深刻，对待民主就越理性，民主的运行规则就越容易得到遵守。反过来，人们的文化素质越低，实行民主就越困难，实行过程中也容易发生扭曲。但是，公民素质不高决不是拒绝民主的理由，恰好是要实行民主的理由，因为民主意识的形成、民主能力的提高必须在民主的实践中养成，在专制统治下只能产生顺民或暴民。正如参与式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佩特曼所说，参与民主理论中参与的主要功能是教育功能，最广义上的教育功能，包括心理方面和民主技能、程序的获得。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用文化素质低作为不搞或少搞民主的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农民，文盲遍地，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叫做“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毫无疑问，那时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当今时代基本普及义务教育条件下的农民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但是，正是在这些我们今天看来完全可归入“最低素质”的人群中，我们党有声有色地搞起了民主选举。1937年5月，中共制定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充分考虑到大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的情况，规定选举可以采取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划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有些地方还发明了烧香燃洞选举等方法。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鄂豫边区访问，亲眼见证了人们踊跃参选，用黄豆、蚕豆或绿豆作选票，选出自己中意的候选人的选举盛况。她感叹道，这是比近代英美还要进步的普选！谢觉哉总结边区民主建设的历史经验，多次讲过，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在反动派统治下，领导人民革命，去争取民主和自由，当时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不愧为人民的英雄。但是，一旦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自己掌握政权之后，视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主和自由为私有物，吝啬民主，不给人民民主。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们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主人，民主的主宰者，而把人民群众看成自己的奴仆和施舍的对象。这种干部，如不认识错误的严重性，痛下决心，认真彻底地改正，就有可能在不民主的环境下，由人民的好干部，变为新恶霸而被人民所唾弃。这段话可谓远见卓识，对我们现在搞民主建设仍有极好的警示作用。

总之，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与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成立，即如果一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脱离公民的切身利益，那么，这样的民主也不是真民主）。而民主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技术的进步、制度的完善和公民素质的提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逐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