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冷静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我们应以正确认识经济下行合理性为前提，在出台短期政策措施时，更应该巩固和完善宏观调控政策窗口的制度基础。因此，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能忽视地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突出作用。中央政府具备全局性和宏观理性，而地方政府具备局部性和微观理性，不能简单批判地方非理性膨胀。尤其是，不能破坏市场机制，损害民间积极性。

（一）正确认识经济下行客观必然性，提高经济下滑容忍度

目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将面临较为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欧债危机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一些发达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依然没有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彻底复苏，国际地缘政治风险犹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频现剧烈波动，市场信心不振，消费动力和实力不足，出口环境恶化，外需低迷导致出口不利。不断恶化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均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压力。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同时还相应地进行了宏观调控。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实施了资源、价格、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虽然有一些成果是自然回归使然，但客观上造成国内资源成本、能源和劳动力成本变大，企业经营成本压力加大，同时还伴随流动性紧缩“紧箍咒”，企业经营变得愈加困难。加上长期没有解决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不畅问题，尤其在民营中小企业和垄断大型企业之间流动不断减少，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内、外”、“主动、被动”和“规模、结构”等多种“双重”压力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变大，经济下行趋势具有必然性。

（二）合理分权，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后，历次重大改革都是围绕财政体制展开的。在财政体制改革中，要处理的一个重要关系就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如果能妥善处理两者利益关系，就能有效激发地方积极性，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非常有利。提高地方自主性的前提是科学合理地界定中央和地方事权、分配中央和省以下政府职能。对支出责任划分，一方面，必须考虑事权受益范围大小，如果应该由中央统筹的，就应该严格限定在中央级次；如果受益范围是区域性的，就应该由省以下负责。另一方面，必须考虑信息成本问题。除了一些可以共享的信息外，基层收集和处理比较容易的，就应该由地方主要负责、中央统筹；而对信息收集成本较低，比如养老保险，就应该由中央全面负责。

（三）转变政府职能，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

通过不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凸显。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领域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政府可以适度干预市场，但不应越过市场边界。应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科学界定政府职能，通过法制化手段规范政府与市场关系，逐步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一方面，政府应致力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宏观调控打下基础；另一方面，政府干预手段应从过去以计划和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特殊时期，不断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有利于改善市场竞争秩序、深化市场化改革。同时，应加大政府投入，尤其是加大农田水利设施、城市基础设施、节能减排、保障房和民生工程投入力度，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服务。

（四）理顺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民间积极性

要避免政府与民争利，必须为民间资本扫清体制机制障碍。首先，要分类实行产权制度改革。对需要保护的国有自然资源所有权，一定要通过法律制度予以确权；对可以放开的自然资源产权束中的其他产权，也应向民间放开。其次，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由于有地方政府信用担保，更确切地讲，按照历史惯例，会有中央政府兜底，一些金融机构“重公轻私、重大轻小”，主要通过给政府融资平台和大企业借贷获利，当出现清偿风险时，总是出现“大而不能倒”。所以，如果不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大型公有金融机构因没有破产之虞就会与民间资本展开不公平竞争。再次，要创新一些制度，打破垄断、释放民间积极性，比如理顺国有企业利润与全民分配关系、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等。此外，调动民间积极性还应涵盖提高民间消费能力，为此必须奠定一些制度基础，比如应对以人口老龄化为主要特征的人口结构变化而必须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护老龄社会消费的消费者权益保障体系、刺激消费增长的消费金融体系建设以及让土地流转增值的土地制度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