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在杭州开幕。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他指出相关行政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10月27日 《钱江晚报》）

“中国最大博士群在官场”，喜耶忧耶？与之相佐证的数据是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曾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透露，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而最为生动的例子是重庆市所辖40个区县的党政一把手已有10余人取得博士学位。笔者把“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称之为“官场式博士”。

何以看待“官场式博士”呢？仅仅是一种高学历崇拜吗？答案显然并非如此简单，结合“官员级别越高越喜欢高文凭”的说法，我们发现，“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种种细节无不揭示了一个恶性的事实：权力在领跑“官员式博士”，“官员式博士”的涌现难以摆脱权学交易乃至媾和的非议。

正是“官场式博士”的出现，才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和江苏省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的在职大专学历显得“另类”；也正是“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的刺目，不由得让公众对“官员式博士”的批量化、流水线般的生产模式产生了担忧。

一个例子是，2008年6月被双规的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仅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由于其工作地点在北京，而西南财大在成都，其如何上课、考试，都令人疑惑。全日制博士生在正常情况下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而王益却比正常学制的学生毕业还要快。试想，离开了权力的魔力，离开了权学交易的存在，这一切是可以想象的吗？

“官场式博士”的出现与权力深度介入学术有关，高校和导师乐于培养“官员式博士”的背后是利益交换——官员拿文凭，学校和导师凭借权力资源去获得更多的利益。说穿了，“官员式博士”无非是权力文凭和文凭腐败的一个缩影。

“官场式博士”是通过权力的秘密运作，达到了权学媾和的目的，看似各得其所，实则是两败俱伤，一方面败坏了权力的公信力，二是加剧学术腐败。在权力“赢者通吃”的心态下，没有任何一方能成为胜者，最终买单者还是整个社会。

“官场式博士”见证了学术权力市场化的脓包。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曾经上交了一份“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案。蔡继明认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当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到来的时候，不但造就了“假的真文凭”，降低了教育系统的公信力，而且是意味着“劣币驱逐良币”怪圈的形成，危及了社会的健康运转和公平竞争。

“官场式博士”是双重腐败的产物，一是权力腐败，二是学术腐败，并且，二者相互媾和，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不可小视。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就笔者的观点，应看到“官场式博士”背后的社会脓包，早日戳穿并消除这种脓包产生的土壤，才是社会之福，否则，权学交易带来的沦陷代价，就成为社会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