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目前诱导性执法并未明文禁止，自然给执法部门留下了继续打擦边球的机会。钓鱼执法恐怕仍将此起彼伏，蔚为大观，因为它收益太高、风险太小。

深圳社保局遭多家社会康复中心投诉“钓鱼执法”，虽有上海钓鱼案在前，且深圳钓鱼也没有诸如“断指”之类惊心动魄的情节，但依然很受网民关注。这足以说明，人们对钓鱼还是怀着极强的警惕心理。

深圳钓鱼的具体情节是这样的：社保局工作人员假扮患者诱导医生犯错，比如说不仔细核对医保卡上的照片等等，然后据此认定社康中心和医生违规，并进行处罚（11月16日《齐鲁晚报》）。

上海钓鱼案的真相，是孙中界用一根手指头侥幸换来的，所谓侥幸，是指后来舆论推动下独立调查组的成立。那么深圳钓鱼案呢，也要搞到成立独立调查组才能真相大白吗？这是那些被钓医生的疑问，也是我们共同的疑问。

上海钓鱼案刚过，深圳社保局又陷钓鱼迷局，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对于很多执法部门来说，钓鱼已经是惯常选用的手段。孙中界“一根指头追回公平”的偶然事件，并不足以成为他们放弃钓鱼执法的理由——大家都知道，钓鱼执法跟罚款、政绩紧密挂钩，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执法人员的收入高低。

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要靠劳师动众的独立调查组来事后解决，而不是通过制度防恶于未然，成本未免太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钓鱼执法的代价在哪里？老实说，这个提问令我很迷惘，因为所谓的“诱导性执法”，并不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禁止范围之内。基本上，只要不闹出上海钓鱼案那么大的麻烦来，钓鱼执法是没什么风险和代价的。何况即便是上海钓鱼案影响如此恶劣，至今也并未见到钓鱼执法者受到惩处，我们听到的，只是几声廉价的道歉。

上海之后是深圳，深圳之后呢？既然目前诱导性执法并未明文禁止，自然给执法部门留下了继续打擦边球的机会。钓鱼执法恐怕仍将此起彼伏，蔚为大观，因为它收益太高、风险太小。不管是偶然出现的独立调查组，还是孙中界愤而砍下的那根手指，都无法从根本上遏制钓鱼执法，我们唯一能指望的，只能是诱导性执法尽快成为法律法规设定的禁区。没有对钓鱼执法的明确界定，我们将始终在被钓的惶恐中忐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