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教育部长袁贵仁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当享有同等的入学机会。异地高考要有条件准入，首先家长在当地需有稳定工作、住所、收入并交了各种保险。学生也要符合条件。还有一个城市条件，这个城市发展需不需要这个行业，需不需要这个群体。

在教育的城乡及地区差距普遍存在且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为随迁子女异地高考设置“准入条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作为旨在促进教育公平、彰显“同等入学机会”的异地高考政策，其“准入条件”应当合理、合法，不能太苛刻。

依据我国《教育法》，“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上述“准入条件”显然不符合这一法律要求，因为要求家长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就涉嫌以“职业、财产状况”来区分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利。

从更为现实的合理性角度审视，上述“准入条件”也有进一步斟酌的余地。比如，“城市发展需不需要这个行业，需不需要这个群体”的条件，也缺乏合理性。一个城市外来工既然已经在当地长期工作生活、养家糊口，且子女也已随迁了，又怎能说这个城市“不需要这个行业、不需要这个群体”呢？难道该外来工的工作生活事实，不足以证明这个城市是“需要他及其工作”的吗？退一步说，即便外来工及其所在行业确实是某个城市不需要的，以此限制其子女高考也是合理的，那么当地户籍人员也不幸置身“城市不需要的行业”、“不需要的群体”，那么，是否也应平等地限制甚至剥夺其子女的教育升学权利？

再如，从城市外来工的现实生存状况来看，家长要有“稳定住所”、“交了各种保险”等条件也相当苛刻。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拥有独立租赁住房的仅占14.3% ，只有0.7%的在务工地自购房，绝大多数外出农民工的主要居住形式是住宿舍(32.4%)、住工棚(10.2%)、合租(19.3%)等；如果宿舍、工棚等不算“稳定住所”的话，那么绝大多数外来工都不满足这一“准入条件”。上述《监测报告》还显示，2011年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3.9% 、23.6%、16.7% 、8%和5.6%。这意味着，即使只论单项社会保险，在当地参保的外来农民工也是极少数，那么“交了各种保险”的外来工比例势必更低。

应该说，异地高考准入条件既然是个门槛，肯定都会存在公平公正的问题，它只能是一种临时的过渡性办法。现在要明确准入条件必须由严到松，更要明确何时取消。总之，异地高考准入条件不应该太苛刻，越苛刻越背离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