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集的74例器官捐献案例样本中，37例捐献者家属的考量项目里包含了各色诉求，有的和习俗有关，有的则以此期望在司法层面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在巨大的医疗费用面前，相对欠缺的保障机制无法提供充分保障时，将近80%的家庭会从经济层面考虑进行器官捐献，其中完全迫于逝者后期费用压力的超过三成。补偿抚恤金成为捐献驱动力。（10月21日《南方都市报》）

对于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来说，有就比没有好，只要来源安全，至于捐献者出于何种目的，则无关紧要。而对于相关机构来说，只要捐献者履行了相应的程序，表达了真实的意思，至于其出于何种目的——是单纯献爱心还是为了补偿和抚恤金——也无关紧要。但是，对于器官捐献领域的发展来说，这一切，却都不是无关紧要的。

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是，器官捐献者本来就少，每年都有大量的需要器官移植的人在等待，甚至来不及待到有供体的那一天，那么，如果没有经济因素的吸引，器官捐献者的数量岂不是更少？供移植的器官的缺口岂不是更大？所以，有近80%的家庭表示会从经济层面考虑进行器官捐献，一方面在为器官移植提供供体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领域存在巨大的危机——一旦经济因素消失或减弱，供体必然会大幅度减少。

而且，这样的状况也意味着，自愿器官捐献的宣传并不到位，真正的“自愿”者所占比例并不高，而虚高的捐献者数据又会让有关部门或机构产生虚妄的乐观，使其不能及时调整宣传方式和激励措施，从而耽误了器官捐献业的发展。

虽然补助、抚恤的额度不算高，但是，如果那么多人是在经济压力之下作出的捐献决定的话，即使是出于真实意思表示的“自愿”，其中也掺杂了复杂的被迫的意味。这就让原本应该出于爱心，具有公益性质的器官捐献，蒙上了金钱交易的阴影，在道义上具有了灰色的性质。

当然，说到底，这一切都还是表象，最需要探究的问题是，经济压力从何而来，以及捐献者本身或其家属因为什么样的经济压力作出了捐献的决定。很显然，促使他们作出这一带有不得已而为之性质的决定的，是无力支付的医疗费用。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他们看不起病。

通过捐献器官，以获得抚恤、补助，再用这些抚恤、补助去交拖欠的医疗费用——捐献者及其家属的这一做法，与“卖肾换钱买手机”之类的事情虽然性质不同，但意思却差不多，区别只在于一个是生前卖，一个是身后卖，一个为了娱乐，一个为了家庭在其身后的生存。而且，这里边还有了更多悲情的意味。

如此看来，只有更深层次的医疗体制改革，只有让普通人看得起病，让普通人的家庭不至于因病致贫，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器官捐献才有可能绝迹——而这正是器官捐献走上良性发展之路的前提。也只有如此，纯自愿、纯爱心、纯公益性质的器官捐献才有望更多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