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5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和薄弱环节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提出建立最严格的监管处罚制度：对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构成犯罪的，依法严肃追究刑事责任。加重对地方政府负责人和监管人员的问责。（5月15日《新京报》）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乱世须用重典”，强调严厉问责的威慑力。这些年来，食品安全事件屡见不鲜，固然有多重主客观因素，但毋庸讳言的是，极低的违法成本，也是整饬乏力的根源之一。正如李克强所言，“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政府出动前所未有的警力，清剿问题奶粉和违法犯罪分子，结果因为当时的法律法规所限，很多违法犯罪分子只付出了很低的成本。”六年后，回溯当年的处置程序，中国乳业公信重塑艰辛，谁说不是问责缺乏刮骨疗伤的勇气与作为所致？

一边是舌尖上的中国美奂美轮，一边是食安里的中国百废待兴。除了监管之责外，加重食安事件问责力度，恐怕既是民心所向，更是大势所趋。中国食安事件问责中的违法成本之低，可以通过以下数字来佐证——仅以上海为例，今年年初，“2013年上海食品安全白皮书”发布，数据显示，2013年全年凡是跟食品卫生安全有关的各类罚款是1.1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33%，看似力度不小，但对应的违法案件是12395件，一件平均处罚9090元，用地方人大代表的话说，“太便宜了”！且这其中还有农委、工商等好几个部门，纯食安领域，处罚案件8741件，收没罚金是6727万元，平均7696元一件。客观地说，上海食品安全监管还算好的，只是，这样的违法成本，加上“行政处罚多、判刑的少”，真能吓住制假售假者？

食品安全，人命关天。既然要兜底人命，自然就要拿出严肃的姿态。从食品安全修法动议初始，业界就普遍认为，衡量食品安全法修订版本成功的试金石，就是看消费者维权收益是不是高于维权成本，商家的违法收益是不是低于违法成本。2014年3月28日，国家食药监管总局与公安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确认国家将专设食品药品违法侦查局，以加强打击食品药品犯罪的力量，保障国民“舌尖上的安全”——加之眼下国务院会议的表态，顶层设计以“严字诀”重审食安管理的理念呈现无疑。

只是，如何以最严问责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这个问题，显然不只是有法可依那么简单。事实上，我国在食安领域的立法也并不少，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将最高法定刑从7年提高到10年，法定刑重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遗憾的是，在食安大案中，由于管理多头、职责不清，行政不作为亦难以处罚的景象并不鲜见。可见，有法可依或健全处室仅仅是第一步，最关键的还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确保监管责任明晰到位，二是如何保障最严问责不在执法中被稀释。

徒法不足以自行。就像明星虚假代言，从广告法到食品安全法、再到新消法，一次次期待，一次次在司法实践中落空，虚假广告甚嚣尘上，代言明星盆满钵满。食品安全执法如何一严到底，这是个需要拭目以待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