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中纪委官网公布：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知情人透露，武或涉嫌利用专利在天津交通领域牟取不正当利益。武长顺担任交通管理局长11年，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1年；发明的34项专利与智能交通等领域相关；而掌握其专利的公司多有公安背景，经营范围也与其管理领域多有重合。

官位守得好，学问做得强——如此左右逢源的事，往往被一些贪腐落马的问题官员轻易搞定。民众以为他们是“学而优则仕”，殊不知其不过是“仕而优则学”：有了官位，混个学问的帽子，既便于升迁，又能从“科研”中捞到便利，一出场还有满场点赞声……这简直是个无本万利的买卖。于是，少数“仕而优则学”官员终于靠权钱催化，速成而生“学者型贪官”。

“学者型贪官”落马的案例已有不少。若干年前，先有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挪用财政部1亿元专款，后有农业部财务司原司长孙鹤龄涉及蓝田股份造假。前者是在回母校重执博导教鞭之后事发被捕，后者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财务专家，论著几多。还有最典型的例子，身为教授、两次中科院院士候选人的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原局长张曙光，当他因涉嫌受贿站在审判席上的时候，其背后显赫的学者身份并未引起太多关注——直到他在法庭上自称当年收受企业2300万元，是因参评院士“需要花钱”，一时舆论哗然。

客观而言，有学问，敢担当，善研究，勤思想，这样的官员自是社会之福。甚至某种意义上说，“学者型官员”更为儒雅良善，在官德层面更富自律精神，出事的概率会更小些。但一些例子却颠覆了公众的美好想象。那么，为何一些“学者型官员”没有反腐免疫力？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少数官员是假学者、真贪官，不过是蹭得一个学者身份，便于长袖善舞，活脱脱南郭先生而已。他们的腐败也屡屡创新，隐蔽性强而超脱一般人的认识，尤需值得警惕。

可见，雅贿是一种贪，学者也可能是贪腐路径。只有真正将公权力送进制度的笼子，“学者型贪官”才无计可施、无新可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