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平度帐篷纵火案有了初步结果。包括村委会主任、工地承建商在内的7名嫌犯已被当地公安机关刑拘。尽管许多细节诸如纵火的原因、征地的程序、补偿款的到位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但一死三伤的惨痛现实，足以令人深思。

回看这起事件中的许多元素，让人似曾相识。一方面是农民坚称土地征收过程中有明显的不公正和不合理；一方面是基层政府不断重申征地的合法性和程序的正当性；一方面是涉事农民情绪激愤要死守土地；一方面是开发商心急火燎想强行突进。最终，问题闹大、矛盾激化，甚至像平度事件这样，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这样的结果，在强调以人为本、建设法治中国的今天，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允许出现的。

征地问题、补偿问题为什么常常成为“火药桶”？基层的现实较为复杂。征地拆迁过程中，不能说所有的补偿诉求都合理合法，也不能说没有个别当事人漫天要价的情况存在，但许多时候，在土地纠纷等各类冲突中，一些基层政府没能尽力维护群众利益，是其中的关键。换句话说，往往是因为程序存在瑕疵、或是群众利益受损，才会在征地过程中出现问题、产生矛盾，成为事件升级的“导火索”。

应当承认，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征地拆迁不可避免，土地作为资源要素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导致围绕土地的矛盾之争日益复杂。与此同时，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发展要求压力山大，基层干部的工作殊为不易，但无论问题如何复杂、任务如何繁重，都不能忘了发展的目的是什么，都不能不顾群众的“权”与“利”。如果漠视群众诉求，公开环节走过场，决策环节变黑箱，甚至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社会的和谐稳定如何能够保证？

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这些年来，中央一直这样强调。从政府文件到法律法规，都要求征地的决定与程序必须具有合法性，征地过程中必须落实信息公开的要求，确保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然而，在一些土地征收纠纷中，基层在维群众之权方面未能尽到应有责任，甚至存在官商勾结的“强征利益链”。群众的维权之路又比较艰难——就像此次平度村民，就土地征收的合法性问题多次反映，并用搬进帐篷这样的极端方式表达诉求，如果当地能认真倾听、公正评判、果断解决，何至于小事拖大、矛盾升级，伤及村民生命？

“权利”是征地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彻底解决征地纠纷，也应从保障权利上突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这些要求的指向十分明确，征地拆迁需要“合理提高个人收益”，让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受益。这应是各级政府在处理土地征收拆迁中必须牢记的底线思维。这样的改革全面推开、完全落地，必能大大减少土地征收纠纷，避免极端冲突。

平度事件的处理，不能只是对纵火者绳之以法，更应直面案件背后的土地问题。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对责任各方彻底问责追究，举一反三，深层施治，类似的土地风波才不会重演。

杭州市政府25日宣布，3月26日零时起正式实施机动车限牌。而一份与当天发布会材料如出一辙的“新闻通稿”在限牌前夕便热传网络，引发政府消息被泄质疑。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表示，“会追查消息泄露原因”（3月26日中新网）。

关于限牌的政府“新闻通稿”，在正式发布之前便遭到“泄露”，这当然会令当地政府很窝火、很尴尬、很被动。因为不仅令原本政府预期的“突袭”效果大打折扣，也加剧了此前有关限牌信息的混乱程度，既让当地大多数不知情的市民感到无所适从，同时也让少数提前获得限牌信息者可以趁机渔利。据悉，25日晚在杭州某4S店，一男子买了70辆面包车……

不过，当地政府如果因此便要“追查消息泄露原因”，在笔者看来，显然又并不靠谱。道理很简单，“政府信息泄露”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该信息确属不得提前公开的政府信息或“国家秘密”，而“机动车限牌”无疑明显并不属于这样的政府信息。如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机关、单位不得将依法应当公开的事项确定为国家秘密”；而《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更明确规定，“制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规范性文件……未经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不得发布施行”。

这也就是说，诸如“机动车限牌”这样“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决策，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权利提前保密、擅自定为秘密，而且有义务提前主动公开、“公开征求意见”，否则，不仅不及时公开政府信息的做法涉嫌违法，甚至相关政府决策本身的正当合法性，也会显得十分可疑。

因此，面对“限牌信息泄露”，笔者以为，当地政府与其忙着“追查泄露原因”，还不如从“信息公开”角度，检讨反省“突击”式政府信息发布的合理合法性。如所谓“太过敏感”，能否成为一个不及时公开政府信息的合理合法理由？如果“敏感”是因为“涉及公民切实利益”，这岂不恰恰正是一个必须及时公开、提前“征求意见”的理由？

3月25日19点，杭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突然宣布“限牌”政策。结果是政府损了声望，百姓瘪了钱袋。一个为治理城市病而努力的政策，得到如此“双输”反应，教训深刻。

限牌限行，关系到治堵、治雾霾，本意是为公众谋福利。可是，“限牌”消息发布之前，市场上已经传闻四起，市民纷纷抢购。而政府部门则莫测高深，甚至一直在否认，给大家留下反复“辟谣”的印象。4S店似乎早就知情，百姓成为完全被动等待的那一群。决策者真的得好好反思一下了。

一直说不会“限牌”，结果突然推出，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据称是为了不给政策获利留空间，但实际上不过是把权威信息发布权交给了4S店。一些4S店群发短信，言之凿凿，呼吁“速来购车，通宵营业”。普通百姓四处打探，一片惊惶。短短几天，有销售商完成了平时不可想象的巨量销售额，在政策风声中赚得盆满钵溢。而消费者甚至慌乱到对买什么车还一头雾水就匆匆下单。

杭州近年来推行开放式决策、民主促民生，的确做了不少努力。但是这些努力在此次“限牌”中为何没有经得起考验？可见这些先进理念并没有真正在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心中扎下根来。新闻发布会后，杭州市交通局副局长解释说，摇中比例约1∶4.7，就算竞价估计也会在一万三四千元。有网民评论：看了解释，发现抢购完全没必要。为何事前要对公众遮遮掩掩呢？原因在于有关部门习惯了“密室政治”，对与公众紧密互动下的施政方式可能带来的正面效应，心中无数，没有信心。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年。全面深化改革难免要啃硬骨头、过险滩，此次杭州“限牌”最大的败笔也许在于，此前杭州有关部门多次传递出不会限牌的信息，最终又自己翻盘，其实质是把政府的公信力看作小事，难怪被网民讥为“不诚信”。这种对于政府公信力的透支，其负面作用到底有多大？会给今后推进其他改革造成什么困难？有关方面应当深入反思，并尽快采取行动。

杭州市26日零时开始对汽车实行限牌措施，它成为中国第七个这样做的城市。限车牌的消息总能刺激杭州车市，高度敏感，之前市政府几次否认，与消费者就像“猫捉老鼠”一样。直到25日晚市政府最终确认限牌，结果杭州车市彻夜火爆，几乎所有现车销售一空。

汽车销售市场竟像股市一样，能被一个信息推向癫狂，这大概只在中国才会发生。中国从一个自行车王国转瞬变成汽车王国，也像个梦一样，只是很多人争议这究竟是好梦，还是噩梦。

中国的汽车如果像美国那样发展，保有量早晚要破七八亿辆，而目前是1亿多，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但中国汽车在大街上跑着的比例要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在超大城市扎堆。欧美城市周末的街道很多是空的，中国大城市周末里像平日一样拥堵，甚至更堵。

限制汽车上路是中国大城市必须做的事，不那么做它们都将瘫痪。关键是如何限。限车牌是方法之一，而且被一些人称为是“行政成本最低”的“懒政”方式。其他的选择还有很多，比如车可以随便买，但在市中心道路行驶要交拥堵费，并把停车费提得让普遍人感觉像被割肉等等。

有些人认为后面的方法“更市场化”，也更公平。其实未必。后一种做法等于把市中心的道路拱手让给了富人，还有公车，而算计开车成本的老百姓只能去郊区“兜风”了。

既然“限”，就有潜在的不公平，无论被哪种排序限掉的人，都是自由驾驶权利的受损。中国大城市一致首选限车牌，这是源于现实主义的考虑。

尽可能不刺激现有拥车的庞大群体，而是提高新拥车者的门槛，这对各大城市都是易推行、麻烦少的选择。像北京，已有500多万汽车，至少关系上千万市民的利益。让他们交额外的市中心道路拥堵费，很可能会立刻“炸锅”。北京曾提出这一政策建议，遭到舆论的群起攻之。而限车牌，公众的反弹要小很多，它也的确较顺利地得以实施。

中国7个大城市先后限车牌，没有一地出现大的波折。而如果换成对现有车辆的额外收费，情况大概就截然不同了。

限车牌有很多“理”上的漏洞，但却能实施得动，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其他方式可能听上去更合理，但推行它们却意味着利益调整的大动干戈，因此很多城市都没敢尝试去做。

然而我们认为，一些尝试还是有必要的。中国的城市普遍太大，人口高度密集，建设一流的公共交通很重要，但非一日之功。未来对机动车的限制措施有必要多样化，或者在局部搞多管齐下。比如北京市已有限车牌和按尾号限行两项措施，如果问题仍很严重，新的限制性措施就可能成为被迫选择。

很多人羡慕东京等发达大城市的交通文明，汽车保有量那么多，但拥堵却不严重。我们很容易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欠缺。然而事情要比这个结论复杂得多。

中国是因为人多而资源被摊得很薄的国家，很多事情都面临“限”的困境。它们没有一个是让所有中国人都开心的事情，但中国社会需要对“限”拥有超越自由主义的理解。这是走向现代化对我们的基础性期待。

▲(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杭州限牌，言之凿凿之时，即是政府信用担保之时。辟谣时说“请别相信”，谣言成真后让公众“请别相信”的会是什么？

多次辟谣后，杭州市突然在25日19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6日起开始限牌。大批市民一面在“限牌倒计时”期限内抢购车辆，一面质疑如此做法有损政府部门公信力。

无论从公共政策应遵循的程序还是实际效果看，质疑之声都有道理。限牌政策属于典型的公共政策，理应经过与市民充分讨论的程序才可实施。即使出于治理城市交通的急迫需要，担心漫长的、难以取得共识的讨论会迟滞治堵进程，也理应让市民享有知情权，将限牌作为可能的政策选项公之于众。

或许是出于担心市民们抢购车辆囤积车牌的考量，因此杭州市治堵办在限牌之前讳莫如深。但事实上，不透明的决策过程比透明的决策过程更易引发市场骚动。限牌生效前新闻通稿的曝光和4S店的人山人海，既强化了“小道消息”的可信度，消解了政策发布应有的权威性，也将限牌演绎成了一次规模巨大的促销活动。这表明，由政府部门单方全程主导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一定就能保证秩序的稳定。相反，可能会有意无意地生成寻租空间。

尤为令许多网友不解的是，在宣布限牌前不久，有关部门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辟谣，表示杭州不具备限牌条件。在现有的决策机制下，公共政策尚不习惯于与公众沟通或还可以理解，希望决策效率高亦可理解，但何以要采取逆导向的方式误导公众？言之凿凿之时，即是政府信用担保之时。辟谣时说“请别相信”，谣言成真后让公众“请别相信”的会是什么？

轻易抵押政府信用而不顾忌由此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如果不是决策部门之间缺乏协同，就是过于相信政府部门权力的力量，而不担心信用问题。由此透射出来的，是管理社会而非服务社会的惯性思维。

如果公众习惯了无所适从，社会就可能变得无所适从。这正是需要强调程序正义，强调政府保持公信力的原因所在。尽管杭州限牌之前，已有五个城市先行，但限牌措施毕竟属于试行。作为强力的行政手段，限牌固然可能在一个阶段内起到治堵作用，但长期来看，治理拥堵需要城市规划的优化、区域职能的清晰等一系列城市治理的政策组合包升级才能实现。此外还需看到，杭州空降式限牌所产生的效应是有可能溢出的。假如其他城市准备实施类似政策，人们是否还能相信？

一个不够缜密的决策过程，就可能反复削弱公信力，这是杭州空降式限牌最令人担心之处。避免这种情况并不难，决策时别隐藏别误导。透明，是政策推行最经济的方式。

破解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仅靠“限购”难以奏效，还需跳出“路少了修路，车多了限购”的思维定式，以更加系统而科学的视野，谋划城市的发展

继京津沪和广州等地实行了小汽车的限购政策之后，25日19时，杭州宣布，从3月26日零时起，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这意味着，今后杭州市民将通过摇号和竞价两种方式获得购车指标。

尽管这种先前多次辟谣、而又“突袭式”发布政策的做法，引起不小争议，但其折射的城市发展问题却是确定的。如今，交通拥堵，已经成为不断蔓延的城市病，且“病情”越来越重。“堵在路上”让人“活受罪”，进不得、退不得的趴窝，蜗牛式的蠕动，无头苍蝇式的找不到地方停车，相信不少有车族都有体验。

总体看，我国正在“汽车社会”路上加速前进。曾几何时，小轿车对中国百姓而言，是遥不可及的超级奢侈品，别说可望而不可即，连“望”的想法也不敢有。然而，就这20多年的时间，私家小汽车在城市里已经相当普及。这是国家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一个鲜活例证。汽车的消费与生产，相互促进，使中国迅速成为汽车生产和消费的大国。

有人打过这样一个比方，“发展像燃烧，烧掉资源、产生GDP，但也带来污染”。此话不准确，倒也道出一个事实：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真的不少。其实消费也是“资源燃烧”的过程。就个人消费而言，钱虽然是自己的，资源却是公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消费都是一种社会行为。作为公民，对社会都负有一份责任。

有车而不滥用车，是一种负责任的体现。丹麦是一个发达国家，私家车早已普及，但是，据长期在那里生活的朋友说，他的房东凡出行低于10公里路程的，从来不开私家汽车。如果说，“限购”是一种硬约束的话，那么，“让少开车成为一种时尚”则是一种“软自觉”。有句话说得好，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形成低碳的生活方式，既需要法律的外在规范，又离不开道德的内生动力。

有人说，也想少开车、也想绿色出行，但是，看看上下班高峰时的地铁和公交，那不是另一种“活受罪”是什么？这也是实情。由此提出了更深层的问题，如何发展舒适快捷的公交，让人们的低碳出行有更坚实的支撑？这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治理课题。不管怎么说，破解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仅靠“限购”难以奏效，还需跳出“路少了修路，车多了限购”的思维定式，以更加系统而科学的视野，谋划城市的发展。

　　CFP供图

3月25日19时，杭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突然宣布“限牌”政策。结果是政府损了声望，百姓瘪了钱袋。一个为治理城市病而努力的政策，得到如此“双输”反应，教训深刻。

限牌限行，关系到治堵、治雾霾，本意是为公众谋福利。可叹的是，“限牌”消息发布之前，市场上已经传闻四起，市民纷纷抢购。而政府部门则“故作矜持”，莫测高深，甚至一直在否认，给大家反复“辟谣”的印象。4S店却是看起来早就知情，百姓成为最不知情、完全被动等待的那一群。决策者真的得好好反思一下了。

一直说不会“限牌”，结果突然推出“限牌”，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据称是为了不给政策获利留空间，但实际上不过是把权威信息发布权交给4S店。短短几天中，有销售商完成了平时不可想象的巨量销售额，在政策的风声中赚得盆满钵满。而消费者甚至慌乱到对买的车还一头雾水就匆匆下单。

人们不禁要问：为何事前要对公众遮遮掩掩呢？原因在于有关部门习惯了“密室政治”，对在与公众紧密互动下的施政方式可能带来的正面效应，心中无数，没有信心。

此次杭州“限牌”最大的败笔也许在于，此前杭州有关部门多次传递出不会限牌的信息，最终又自己翻盘，其实质是把政府的公信力看作小事，难怪被网民讥为“不诚信”。这种对于政府公信力的透支，其负面作用到底有多大？会给今后推进其他改革造成什么困难？应当如何设法加以补救和挽回？有关方面应当深入反思，并尽快采取行动。

（新华社记者 方益波、魏董华）

3月25日19时，杭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6日起开始限牌，这一“突然袭击”让当地很多市民不知所措。

此前，已有限牌传闻出现，甚至有“新闻通稿”在网上流传，杭州车市几度升温，但杭州市治堵办对于限牌多次辟谣，并认为“这是车商为了刺激消费进行的炒作”。如今，传闻、“通稿”都已坐实，当地政府似乎强作镇静，声称要严查消息如何从内部走漏。这种态度，比突袭本身更让当地人愤怒。

去年12月，天津市在限牌前5个小时才发布消息，令消费者措手不及。2012年，广州宣布限牌，也是搞的“突然袭击”，似乎成为一种示范。有这些现成经验参照，杭州“突袭”限牌，或者其他城市照做，都不叫人奇怪了。如果不是走漏了消息，让“新闻通稿”疯传，逼得当地政府煞有介事地辟谣、追查，限牌突袭可能都已习以为常，甚至成为沿袭的“惯例”。

限牌这类重大决策，容易引起社会“非理性情绪”，容易激起舆论反弹，政策往往面临较大冲击，政策突袭、不留回旋余地，是看似果断的选择。但前脚辟谣，后脚出台，几乎毫无掩饰的成为欺骗。尽管很多时候，一些所谓的决策公开经不起质疑，程序合理性有太多问题，好在还有基本形式。形式上的公开变成突袭，乃至说谎，这不得不引人警惕。

曾见一些政策周旋方式，好在有过“放风”，有试探民意的做法，顾忌到舆论感受，要避免硬碰硬。现在政策突袭演变为舆论感受全然不顾，对一个即将施行的政策且直接以辟谣的方式否定，更无异于说谎。这种辟谣的逻辑是，没有以正规渠道、权威形式发布的信息，可以直接否认，而不管它是否真实，是否牵系重大公共利益。甚至，此前的传闻已经证实，“新闻通稿”提供的政策施行日期无比准确，这种情况下，当地政府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对如何走漏消息予以追查，缘何要如此避重就轻？

所谓政府形象、公信折损，这对一些地方政府来说已经不足为惧了。人们大概不会具体惦记广州、天津或者杭州政府声誉如何，看看那些批评的声音，大多是单纯指责的杭州政府吗？政府公信、形象抽象而笼统，正因如此，也没有哪一级政府直接承担失信的代价，而所有的代价在慢慢累积中，承受者、兜底者是整个国家权力系统。也就是说，一些地方政府以透支国家权力信用的方式，缓解地方治理之急。惟其如此，一些地方政府说谎变得有底气。

当前地方治理中，城市化、现代化时期的问题到了井喷期，这对地方治理者提出巨大考验，同时带来重大问题：决策合法性成为不必要的包袱，从偷偷卸掉，到直接丢弃。很多重大治理问题原本需要一个社会消化的过程，所以需要决策公开；但治理者更多想要的是当期解决，在任内解决，立竿见影，至少要有与问题重大性相匹配的“大动作”马上拿出来，显示作为，决策突袭甚至会被认为是一种行政魄力，譬如追查消息如何走漏可能不是掩饰，而是当然要表现出来的决绝姿态。

假如政府决策与公众舆论从互动变成周旋，从周旋变成打擦边球、捉迷藏、兜圈子，直至变成突然袭击，最终连表面文章都不做，说谎都可以接受，这就成了一个蜕变的过程，非常值得警惕。

对政府部门朝令夕改、“辟谣”变成“谣言”，需要在行政诉讼法中增设公益诉讼，允许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政府失信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让有关单位和人员为政府失信承担法律责任，推动政府部门严格依法行政，严守对公民和社会的行政承诺。

杭州市政府3月25日19时宣布，26日零时起正式实施机动车限牌，对市行政区域内小客车实行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一份与当天发布会材料如出一辙的“新闻通稿”，在限牌前夕便疯传网络。杭州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表示，将追查消息泄露原因，称保密是因为限牌太过敏感，总结其他已推“限”城市经验，选择“突然袭击”方式更为保险。（相关报道见B2版）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几个城市实行机动车限牌的情况表明，在正式实施之前，有关限牌的政策信息的确十分敏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按理说，机动车限牌涉及众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有关政策信息政府应当主动公开。《条例》同时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如果预判提前公布限牌时间可能引发抢购风波，在一定范围内造成较大混乱，那么，政府有理由将限牌政策信息确定为“国家秘密”，按规定不予公开。杭州市政府在政策实施前5小时正式发布政策信息，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其初衷无可厚非。

然而，从杭州多家4S店提前进行零时前售车开票演练、大量屯车待售、短信通知客户抢购等情形看，限牌政策信息事先已被汽车商家“捕获”，那份事先在网上流传的“新闻通稿”，更是限牌政策信息被人为泄密的铁证。几天来若隐若现的限牌传言，以及限牌前流出的言之凿凿的“新闻通稿”，不但使限牌政策信息提前成为公开的秘密，也充分暴露了政府决策部门与汽车商家之间的暧昧关系，使政府决策的严肃性、公正性大打折扣。

更严重的是，由于杭州市政府有关部门之前多次就限牌传言“辟谣”，一再说“杭州目前不会限牌，暂时也没有限牌计划”、“限牌根本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目前方案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绝大多数市民已经相信，杭州短期内的确不会限牌，并对不限牌的政策方向予以充分理解。现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限牌政策突然从天而降，让广大市民措手不及，政府部门之前的“辟谣”，本身也成了不折不扣的“谣言”。从逻辑上说，造成如此尴尬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之前有关部门并未掌握核心的政策信息，“辟谣”时表态太轻率，把话说得太满；二是之前的“辟谣”没有问题，但后来由于某些原因，管理政策出现重大转向，紧急出台的限牌政策，与官方之前的表态形成尖锐冲突。无论是哪种情况，政府部门说话不算话，政府“辟谣”反成“谣言”，都对政府决策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造成了巨大伤害。

政府塑造公信力何其艰难，政府公信力受损却在一夜之间。杭州“限牌泄密”事件后，为修复受损的政府公信力，必须查清限牌政策信息是如何泄露的，对其中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的单位和人员，应依法严厉处罚，涉嫌犯罪的须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只是像有关负责人所言“追查消息泄露原因”，明显是把泄露消息的性质看轻了——这里的“消息泄露”不是一般的违规违纪行为，而是破坏政府决策严肃性、公正性的严重失范失信行为，是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的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依法究责惩处。

从长远看，对政府部门朝令夕改、“辟谣”变“谣言”，需要在行政诉讼法中增设公益诉讼，允许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政府失信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让有关单位和人员为政府失信承担法律责任，推动政府部门严格依法行政，严守对公民和社会的行政承诺。以行政公益诉讼施加法律责任和社会压力，加强对行政公权力的监督约束，政府部门才能更加谨慎用权、节制用权，更加珍视自身的形象和公信力，以高度的诚信和责任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公共政策决策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既是尊重公民合法权益，也往往能安抚社会反弹情绪，赢得公众的支持

25日，杭州市政府宣布从次日零时起，对小客车采取总量控制措施。与之前的天津相似，限牌决定当天宣布次日执行，这让不少购车者措手不及，引来质疑一片。

车牌究竟该不该限？限令背后，是日益拥堵的城市交通和不断爆表的雾霾天气。据环保部门测算，杭州市机动车尾气排放对大气PM2.5的“贡献”率高达39.5%。现实如此严峻，他城亦有先例，限牌不为无因。但也有人说：事先为什么不举行听证会？

预判政策效果，“突袭”也许不无道理。一旦预先放出风声，抢购行为可能会发生，私家车的数量可能会迎来一个新高，本为减增长，变成大家抢，这与治堵治污的初衷不符，起码会打很大的折扣。

然而，从社会治理的规范化、程序化角度看，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新规颁布前，应该进行听证，广泛听取涉及者的意见。

一项涉及人数众多的公共政策，往往有难以预料的社会成本。政令畅通需要公众的参与、支持和合作。所以，现代治理往往在决策环节引入公众的参与，充分酝酿各方意见，尽可能使一些不必要的矛盾早早化解。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既是尊重公民合法权益，也往往能安抚社会反弹情绪，还可以对决策起到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参与感也会增强公众对政策的支持。把决策的原因说清说透，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不信任，反而会带来治理上的麻烦。

“突袭”限牌令引发的争议，背后隐藏着社会治理的大课题。现代治理体系好比一架精密而复杂的机器，运行得合法、顺畅、高效并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离不开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系统治理。在利益分层日益细化、需求日益多元的复杂态势下协调各方利益，需要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的局面，而不是“关门治理”。

限牌作为治理空气污染的权宜之计，一些城市或许不得不做，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也得遵守基本的法治底线，摒弃简单粗暴的做法。

据新华社报道，25日19时，杭州市政府宣布次日起开始汽车限牌。此前的限牌传闻已经让杭州车市几度升温，但杭州市治堵办等部门多次辟谣，称杭州公共交通体系以及路网建设尚不具备限牌条件，限牌是车商为了刺激消费进行的炒作。

杭州可能限牌的消息，从2011年就开始流传，几年时间内，当地多个政府部门十余次辟谣，甚至就在几天前，杭州治堵办还“无此消息”，可转眼就以实际行动为谣言正名。尽管突袭式发布限牌消息，已有广州、天津等地的“经验”在先，杭州这次出尔反尔的做法，还是引来了更多批评。

如果是为了正当理由，限牌完全可以开诚布公地进行。最先推行汽车限购的北京，在政令发布前一周，进行了意见征集，至少给了市民心理缓冲期。随后的广州、天津等地，已是等而下之，搞的是突击发布，当时舆论就多有批评。现在杭州非但没有汲取教训，反而是“比差”路数，如此搞突袭，凸显了政府部门的言而无信。

无论出尔反尔还是搞突袭，城市政府可能会说有“苦衷”，担心提前泄露限牌消息，会导致购车量的爆发式增长。但问题在于，似是而非的各种谣传，已经数次催热杭州车市，让很多市民把买车计划提前。就在杭州要宣布限牌前夕，“新闻通稿”已在网上流传，一些4S店也拿到“绝对准确”的消息，并开始大力促销。

换言之，汽车销量非正常猛增并未避免，反而搭进去了政府公信。为什么一些4S店比民众更早知道消息？在敏感时刻，更早一些知道消息，就意味着把握一次谋利机会。还有媒体报道，此前杭州有“神秘买家”突击买进100多辆车，该土豪总计屯了千余车牌。很多网友也追问，他是有内幕消息的投资，还是看风向的“豪赌”？不管哪种情形，都说明政府的暧昧行为，已经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在混乱中，很可能暗藏着内幕交易或腐败行为。

随着这种做法渐成“惯例”，其负面“外部效应”也开始蔓延。据报道，一些还未限牌的城市，市民因为担心突击限牌，已经开始提前谋划买车，比如南京不少4S店看车买车的市民，已是平时的两倍。地方政府言而无信，可能连累的是政府整体公信，民众容易变得“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对这种以牺牲公信为代价的限牌，是时候加以反思了。限牌作为治理空气污染的权宜之计，或许不得不做，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也得遵守基本的法治底线，摒弃简单粗暴的做法。如此，才能减少限牌对于社会的冲击力，尽可能化解民众的不满和怨气。

□敬一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