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华社播发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头加强作风建设的述评，让广大党员干部对十八大以来党的作风建设有了系统全面的了解。作风建设大检阅，再动员，再出发，这些表述意味着作风建设不会止步，必将“驰而不息”。

作风建设没有止境，没有完成时。作风建设不是权宜之计，而与我们的党、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相始终。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同志：“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在年末对照检查践行“三严三实”情况，就是以身垂范，要将作风建设进行到底。

十八大以来，我党通过践行八项规定群众路线、“三严三实”，通过持续反腐败、反“四风”，使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初步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严格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立起来了，前些年社会反应强烈的吃喝风、送礼风得到有效遏制，找政府部门办事便捷起来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清新了，党的威望也立起来。

作风建设不是搞社会运动，也不是阶段性策略，它是政治内在的要求。作风是指人们在思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态度或行为风格，作风好坏，不在自我的感觉，而在于人民群众对党和党员干部的客观评价。它根植于人心人性，化为社会的价值观念，也成了社会的一种伦理规范，体现为具体的行为。

作风不在于你想怎么表现，而在于你必须接受某种规范。作风非中国所独有，它是人类对行使权力者的普遍要求。比如廉洁、勤政、高效等，不仅是我党应当秉持的作风，而且是各国公务员应有的共同的风貌。如果全世界的公务人员都必须体现出良好的工作作风甚至生活作风，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加强作风建设？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是因为作风建设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为人民服好务没有止境。现在党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有了很大改进，人民群众满意度提高，但我们离人民群众的高标准严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面向未来，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任务还很重，巩固党风廉政建设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的任务还很重，解决党内作风上深层次问题的任务还很重。”我们需要巩固作风建设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且努力使党的作风臻于“至善”。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还因为作风建设不只是党员干部的道德自觉，更与制度建设息息相关。优良作风固然可以通过党员干部的自我修养而外化，但更需要以制度作出保障，形成主观自觉与外部规范的统一。我们的党纪国法在建立与完善中，这一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作风建设只能加强、不能丝毫削弱。即使将来制度完善起来了，作风建设仍然是体现主体自觉的一样法宝。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任重道远，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努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方能凝聚民心，带领人民立于不败之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宣誓。从严治党是一场硬仗，作风建设是持久战，争取胜利贵在坚持。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吴楠）1月9日，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中国力研究中心主办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理论研讨会暨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揭牌仪式在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近20位专家学者参会。

与会学者认为，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既提出了阶段性的战略目标，也提出了实现目标的具体举措；既有未来五年的具体规划，也有更加长远的治国理政方略。

“四个全面”集中体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与会学者指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新特点，为“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勾画出的新蓝图新定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要理解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最根本的是深刻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朱庆葆认为，四个全面是一项战略布局，同时也隐含着深刻的思想，是我党治国理政的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对于这些新飞跃，理论工作者要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理论自觉，扎实开展理论研究，力争催生系列理论成果，让思想的光辉更加闪耀，行动的指引更加坚实有力。

南京大学宣传部部长王明生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改革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出发，实事求是，既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又突出了矛盾的特殊性，其内部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理论构建。

中国力研究中心主任寒竹表示，“四个全面”作为战略布局有两个基本特征，即阶段性与长远性的统一，局部性与全局性的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的目标，而“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达到这个阶段性目标的具体方式，也是一个更加长远的战略举措。“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更为长远的治国理政方略，应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治国理政中。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人民利益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三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即鲜明的人民性，强烈的问题导向和科学的辩证思维，值得我们深化研究。”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双传学指出，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居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梦想，也是我们党对人民的政治承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1个目标要求、六大发展原则的头一个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后包括五大发展理念的共享理念，都闪耀着人民性的价值光芒。“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人民利益的根本体现，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双传学强调，“四个全面”不是为单纯的理论创新而提出来的，而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

会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朱安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目前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等问题的成因和应对方法。他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重申并在实践中贯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巩固和加强基本经济制度，扩大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比重，改善财产和收入分配格局，才能在十三五期间真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南京大学学报》副主编王浩斌则从道统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只有依据国情、把握文化的传承，才能够制定出真正适合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

坚持纪法协同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坚持党的领导，改进党的执政，加强党的建设，依规管党治党，这是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关键所在。”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田芝健强调了党规党纪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党规党纪构成的党内法规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五大法治体系之一。党内治治理法治化，是党的法治先进性的必然要求和务实体现，构建体现先进性特质的党规党纪，有利于发挥党的法治先锋队作用。

“深刻领会和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更好地严格执行《准则》和《条例》，坚持纪法协同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领域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江南大学政府治理与廉政研究评估中心主任徐玉生表示，纪法协同是指党纪国法相互衔接并协同管党治党的过程或能力。纪法协同管党治党的前提是纪法分开，条件是纪法的作用力方向一致。他认为，当前，可以从强化各级党委主体责任担当、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聚焦主业、坚决维护纪律刚性和法律尊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炼体补“钙”等四个方面充分发挥纪法协同的“增强效应”，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近日已经出版发行。书中收入的200段论述，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16日至2015年10月29日期间的讲话、文章等4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该书的出版，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供了基本遵循。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务必认真领会，贯彻执行，牢固树立起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从严治党和深化反腐倡廉工作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总书记在讲话中着重指出，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在政治问题上，任何人同样不能越过红线，越过了就要严肃追究其政治责任。有些事情在政治上是绝不能做的，做了就要付出代价，谁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总书记的讲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则。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

政治规矩，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月13日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讲话中提出的新概念。什么是政治规矩？总书记归纳了四点：一是党章，二是党的纪律，三是国家法律，四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其中，党章是党的政治总规矩，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是党的根本大法。党纪、国法是刚性规矩，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虽然是柔性的，但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在1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与之相反，“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毋庸讳言，在现实生活中，“不守政治规矩”的还大有人在。在《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总书记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总结，比如在原则立场上，不守规矩主要体现为“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甚至是“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又比如在党内团结方面，不守规矩的主要体现，是“团团伙伙”、小山头、小圈子、宗派主义，等等。毫无疑问，那些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的人，最终的结局必将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无条件的。全体共产党员要对党绝对忠诚，所谓“绝对”，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杂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如果我们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成为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就会失去战斗力，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也就无从谈起。

我们已经行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征途中。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广东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与党中央在政治上高度统一、在行动上步调一致，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夺取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当中，都提到《周易·益卦·彖传》的话：“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这句话对中国如何处理好与世界各国的外交、金融、政治关系表达了深刻的展望：中国与世界各国有着共同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流逝，只要同心协力，就能够增益彼此的利益，提升处理全球问题的效益。也就是说，中国与世界可以与时俱进，增进彼此的共同利益，做到和谐共生，互助共赢。

《周易·益卦·彖传》的原话是：“《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旋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在这里，第一个“下”是动词，意思是下来；第二个“下”是名词，意思是下位（从卦变上看，是初九从否卦的最上方来到益卦的最下方，损上益下）。施是“施予”的意思，一本作“旋”。“无疆”指二三四爻互卦为坤，是大地宽广没有疆界的意思。“无方”是不拘方式，没有固定的方式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增益之意。所以，“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的意思是在时间之中，共同增益的状态可以广大无限，无穷无尽。

大凡事物当要增益时所体现的道理，都随时间一起流变，按照一定时机化的方式展现出来。那么，具体应该如何增益呢？《象辞》说：“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意思是：上卦巽为风，下卦震为雷，雷风呼应，相得益彰，这就是益卦，君子从中得到启示，要见到善美的行为就要心向往之，择善而从，有错迅速就改。

根据以上对益卦的彖辞和象辞的解读，我们可以体会“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大约有三层意思，一是利益的共享与互生；二是增益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效益的增进和境界。

一是利益的共享与互生。宋代理学家程颐在《周易程氏传》里面说：“天地之益无穷者，理而已矣。圣人利益天下之道，应时顺理，与天地合，与时偕行也。”天地本身无穷无尽地利益天下，这跟天理和天道让天地生生不息是相通的。圣人作为时代的领导人，要模仿天道的运行，竭尽全力地利益天下，但天下事物之间的利益都是共享和互生的，所以要按照合适的时间和季节，按照一定的理路和规律来梳理沟通天下事物之间的利益，所以时机的合适与否是面对利益首先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二是增益的创新与发展；《周易正义》引王弼注说道：“益之为用，施未足也。满而益之，害之道也。”也就是说，要在不足的地方增益。如果已经盈满了，还去增益它，就反而是害它了。孔颖达疏曰：“‘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者，虽施益无方，不可恒用，当应时行之，故举‘凡益’总结之”。这就是说，虽然增益的方式无穷无尽，但不是可以不停地使用的，也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增益需要讲究时机，时位，时势，正如今人黄寿祺、张善文在其《周易译注》当中特地指出：“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这两句话归结前文，说明“增益”之道须适时，不可滥增滥益。这样的解释，都说明增益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创新和发展，但一定要注意合适的时机和时势。

三是效益的增进和境界。今人马恒君在其《周易正宗》当中解释说：“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揭示益卦的时势意义，是说益与损一样，也是一种天道运行的自然规律，也要伴随时序的变化而运行，只要天道的时序不变，损益的规律也不变，有它的永恒性。这是说，人要顺应天道的规律，按照天时的要求，合适地增进，这样才能真正提升效益，有些时候，该减损的时候要减损，这样反而可以提升效益，春天是万物增益的季节，人要随时播种五谷、繁殖牛羊，这样的增益提升人与自然的和谐之境。但如果在秋天应该损减的时候去播种五谷、繁殖牛羊，这样违背天时的增益方法，就是错误的境界，所以说，效益的增进需要伴随时序而运行，这才是合理的境界。类似的道理，金景芳、吕绍刚《周易全解》里面也有发挥：“凡益之道”二句合人事、自然两方面，言损上益下之道唯在一个“时”字，时当益则益，时当损则损。在自然界，春不至不生，夏不至不长；在人事上，岁不歉不与，时无灾不赈。

可见，处理好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要把握好损益的分寸，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多年来在多方面不断给世界增益，但我们也要讲究时机，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尽可能保持一种和谐增益的境界，该增益的时候增益，该减损的时机减损，这样才能真正地提升增益的效益。在今天的信息化社会，人们可以在一念之间，一键之间通达整个世界，意念可以轻易来来往往，达到史无前例的沟通境界。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增益，因为信息复制和转发空前迅速，但对人控制自己意念的力量的要求也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为一念之间，损益毕现。所以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如何处理好一念之益，如何保持人们心地的光明，如何让人民心意发动都如日月普照世间，不断提升世间彼此增益过程的效益，是当前国家领导人和人民共同的功课。面对未来，只要我们能够把握好增益的利益和效益的维度，提升增益的境界，我们就可以达到朱熹《周易本义》所谓“极言赞益之大”的境界。这应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当今世界反复提倡《周易·益卦》这句话的现实意义。

　（温海明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

2015年，“反腐”可称得上是最热话题之一，党中央始终对腐败保持高压态势，“打虎拍蝇”一刻不停歇。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数据，算上年底落马的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常小兵在内，2015年共有37名中管干部接受组织调查，分别来自地方、中央国家机关和中管企业。

截至2015年11月30日，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受到处理的党员干部中，省部级有8人、地厅级441人、县处级3818人；而2014全年，这些数字分别为2人、198人和2630人。2015年前11月，受处理的县处级及以上级别干部人数比上年增长51%，其中地厅级增长123%，县处级增长45%。

这一组组数据为坊间津津乐道。数字最大的特点是量化工作成绩，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党中央正风反腐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但“打虎拍蝇”并非反腐的全部，很多无法量化的工作同样是2015年反腐的重大成就，不容忽视。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前者为党员干部画出了理想信念的道德“高线”，后者则明确了党员干部不可触碰的纪律“底线”，并强调党纪严于国法。准则和条例作为党内法规，都是“带电的高压线”，让党员干部对全面从严治党有了更清晰、明确的认识，把权力真正关进了“笼子”，是推进制度反腐的重要里程碑。

2015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强调“落实中央巡视工作方针，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明确了责任主体、强化了问责条款，让贪官惶惶不可终日。

2015年年初，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出现区域性、系统性腐败案件的地方、部门和单位，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严肃追究领导责任。当前，仍有一些领导干部对主体责任认识不够、意识淡漠，他们认为只要自己不出问题就行，对下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情况知之甚少、不管不问，甚至出了问题还捂着盖着，一味护短，导致问题由小变大、由少变多，甚至成了区域性、系统性问题。“腐败追究党委主体责任”体现了抓“关键少数”的思路，让“一把手”们紧张起来，脑子里有了权责对等的意识，真正重视起党风廉政建设。

这些与反腐工作有关的制度建设，虽不像“打虎拍蝇”那般惊心动魄，却实实在在地推动反腐朝着制度化、常态化的方向迈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5》调查显示，94.7%的普通干部、89.6%的企业管理人员、92.5%的专业人员认为党和政府惩治和预防腐败“非常坚决”或“比较坚决”；60.5%的领导干部、54.6%的普通干部、35.6%的专业人员、37.2%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腐败总体上得到有效遏制”；近七成居民认为纠正不正之风工作效果明显。干部群众这些直观的感受，正是对一年来反腐工作成绩的最佳礼赞。

冬日山城，寒中有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国内考察的第一站——重庆，打响了“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起跑“发令枪”：“新的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要坚决贯彻。”全党同志要向“指挥棒”看齐靠拢，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新的发展理念上来，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

发扬新理念，要破除旧惯性；贯彻新观念，要催生新状态。如何打破固有的发展壁垒与障碍，“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的发展理念的认识要立即调整，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的发展理念的行为要坚决纠正，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的发展理念的做法要彻底摒弃”，习近平总书记开出的“药方”，是所有地方主政者必须学习和坚守的方法论与实践论。

时和势已经悄悄渡河，理念徘徊岸边就只有与落后为伍。我国经济正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高级形态演进，如果依旧抱守“速度情结”“换挡焦虑”不放，迟早走进死胡同。告别低水平循环的“平庸之路”，摆脱畸轻畸重的“失衡之路”，摒弃环境恶化的“透支之路”，避免画地为牢的“封闭之路”，绕开社会动荡的“风险之路”，正确领会和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就能够“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沿着正确的方向跑，还必须有正确的跑姿以减少磕绊提升效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在鸡蛋上跳舞”，讲究动作的精准，才能来而不失其时，蹈而不失其机。比如创新改革，落实能否拳拳到肉；协调发展，能否避免“木桶效应”；绿色增长，能否解决保证可持续；开放提升，能否杜绝“关门现象”；共享发展，如何让百姓更有获得感，地方主政者当极心思虑，才能保证动作不变形，不被自己的错误绊倒。

有了正确的跑姿，还必须有科学的手段来扫除障碍实现跨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环境约束日益增强、产业升级阻力重重、传统优势不断削弱……形势严峻，难点不容回避。用质量考核代替速度考核，改变城镇化“见物不见人”的做法，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惠民政策不跑冒滴漏……唯有遵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十个更加注重”，才能有效破解转型中的困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今日中国，站在更高起点上，要让“后发优势”更进一步，而不是转变成为“后发劣势”，就必须强调，五大发展理念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要一体坚持、一体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坚持这样的系统观，中国发展才能在在“挑战—应战”模式中不断螺旋上升，让我们在现代化之路上跨越历史三峡，实现脱胎换骨的变化。

“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方”。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国号巨轮涉过险滩、渡过激流标注好了前行航向，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总指南，直接关乎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十三五期间，当以临渊履冰的谨慎、放眼长远的胸襟，挥舞好贯彻好落实好这一“指挥棒”，为中国现代化的“后半程”提供强劲动力。

“反腐败斗争要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就筹备中央纪委六次全会、谋划好2016年纪律检查工作，召开座谈会，要求持续保持遏制腐败高压态势，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应该说，十八大以来，在中央正风反腐的不懈努力下，经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精神洗礼”，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渐成共识，“不敢腐”正向“不能腐、不想腐”迈进。然而，树倒根犹在，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就像“牛皮癣”，一旦停止对症施药，便容易反复发作。一言以蔽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坚持打“持久战”。

“纪纲一废，何事不生？”从已经发现的问题来看，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任务依然艰巨。权钱、权色、权权交易屡禁不止不说，官商勾结、窝案串案更是频频出现；一些腐败现象从“地上”转向“地下”，方式更加多样，手段更加隐蔽复杂；还有的甚至订立攻守同盟，公然对抗组织调查……种种问题，也呼唤着党纪党规的“安全卫士”持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

事实上，拿近一段时期的“打虎”“拍蝇”成果来看，随着上海市委原常委、原副市长艾宝俊，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相继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打虎”实现了31个省市全覆盖。同时，在过去的一年，全国处分的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一把手”人数增长了近六成。这样一份数据，也从侧面反映着，反腐的形势依然严峻而复杂。

“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则为善者日进，为恶者日止”。执纪退让一份，不良作风就会反弹一分；问责尺度松一分，腐败蔓延的态势就会前进一分。只有常研究、常部署，经常抓、抓经常，以“一刀切”的精神，寸步不让、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才能真正将腐败的苗头遏制住。

从干部本身的成长而言，严是爱、松是害，不管不问要变坏。一方面，我们党培养一名领导干部不易，付出了大量心血；另一方面，领导干部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同样不易。一旦在廉政方面出了问题，党组织的心血、个人以前的努力，都会毁于一旦。可以说，不管是从保持党的肌体健康来说，还是从呵护干部队伍的健康成长而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都必须踏着不变的步伐，步步深入。惟有如此，才能回应人民群众期盼，不断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光明专论】

作者：顾海良

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2015年11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发展“系统化的经济学说”，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要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思想，也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建设中国“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基础，这已经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和理论发展所证实。

“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这是马克思提出的贯通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后来，他又提出“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的思想。“讲全”生产力，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基本原理的科学把握和运用。在党的十六大，江泽民把“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要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必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确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

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中国话语基础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进取，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理论，增强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特征的把握和基本纲领的认识；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确立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根本价值取向；搞清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确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根本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步骤；厘清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关系多样性现状的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制基本格局的理论；提升了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的认识视野，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思路；拓展了对外开放的认识视界，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关系认识的新观点，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提到，“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解放生产力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要在解放生产力中全面持续协调地发展生产力。他提出“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当代意义做出了新的判断。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他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向。在对中国经济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的新的研判中，对中国经济转型格局和发展方向做出了新的阐释，提出在经济新常态中，要“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对经济新常态辩证认识和全面谋划的新的概括。

从“讲全”生产力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刻画了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发展的基本脉络，是贯穿于中国“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线，也是中国“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显著标识。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要以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为事实依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主张“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即从实际的和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出发。“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建设和发展，深刻地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是对这一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成果的揭示和提炼，是对这一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升华。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30多年筚路蓝缕、艰辛探索，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奠定了重要基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比如，确立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国情，也是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和经济事实。“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就是以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为实践基础，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为研究对象的。再比如，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总体研究。“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以对经济制度的本质研究为前提，以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着力于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发展和完善为主线，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总体研究。

党的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探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深化和科学定位的事实依据。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理论是以实践发展为依据而得以赓续、完善，实践也以理论创新为指导而得以深化、前行。

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这一“结合起来”的中国话语的意蕴就在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因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排斥政府的作用，而是要认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各司其职又协调互助、相得益彰。显然，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进一步定位，是以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为依据的，也是对这一实践经验的理性提升，是“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重要呈现。

由此可见，这些方面的理论成果，是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进程中得以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贯彻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在深刻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经济关系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深刻理解和把握当代国际经济关系变化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中，驾驭经济新常态，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中国“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些“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新见解，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新的运用。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

二是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障，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四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五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六是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必须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经济新常态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提供了经济新飞跃的要素、条件、方法和环境。

七是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四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入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坚持“四化”同步发展的方向。

八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中国经济社会的更大发展空间。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的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蕴藏着中国“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创新的难得历史机遇，我们要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中，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光明论 治国理政新实践】

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是治国理政的基础环节

作者：刘东超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教授

治国理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着多种要素和多种环节，关涉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和整体框架。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长远谋划，精心组织，辩证地运用战略思维和战术思维，积极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表现出敏锐的时代眼光和恢宏的大局意识。其中非常重要的体现是把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作为治国理政的基础环节。这是新一届党中央深厚历史意识和准确时代洞识的重要展示。

首先，明确肯定了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位置和国家功能。价值观是表达客体和主体关系的哲学概念，主要描述社会成员关于是非、美丑、善恶的认知。在复杂的社会生活系统中，它是人类精神的关键组成部分，居于比较深邃的层面上，对于其他层面有着长远持久的渗透和影响。其核心内容的功能和影响更为根本和久远。对此，新一届党中央有着清晰的把握，用“核心价值观”一词来把握社会系统中最为深层的这部分精神内容，并深刻地理解到其极为重要的功能和地位。在谈到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地位和功能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他又说：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这里，他简要地阐明了核心价值观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它居于社会“大厦”的基础地位、国家精神的标准层面，充分肯定了它在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

其次，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明地位和文化意义。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价值观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从时间维度来看，人类的价值观念是与时俱进、步步提升的。也就是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胜于前是价值观念演进的规律。因此，充分吸取前面的优秀成份并推进到新的高度是后出价值观念的必然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具有这样的特征。习近平指出，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又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这里他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会通中西古今的特征，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广阔的历史积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融汇于一炉的意义，同时也指出其彰显愿景、映现未来的作用。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地位和文化意义的准确揭示。

最后，明确肯定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凝聚社会成员的精神和信仰，调动大家朝向一个方向共同前进和奋斗，这样才能形成无可战胜的力量，完成巨大和长远的历史任务。对于面临着民族复兴巨大历史任务的中华民族来说，实施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非常必要，这就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这里，他肯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宁方面可以发挥凝魂聚气的功能。他还谈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这里，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提高到相当根本的层面，肯定这些观念确定的是我们建设方向上的国家、社会和培育方向上的公民的本质特征。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既有自然形成的一面，也有主动建构的一面。把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视作治国理政的基础环节，是新一代党中央积极规划、统筹设计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工作。这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指向长远的未来；既是工作程序上自上而下的安排，也是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必然要求。因此，以饱满的热情、认真的态度、勤奋的努力投入这一工作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责任。因为这不仅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指向这个社会每个人的福祉、每个家庭的美满。

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０日电 题：动真碰硬，增强纪律意识——二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新华社评论员

新年伊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每周通报”专栏，曝光了近期各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１１３起问题，那些对党的纪律约束不以为然、我行我素的人付出了代价。继续对“四风”问题保持高压态势，加大问责力度，一寸不让、分毫不松，释放出执纪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号，彰显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全面从严治党，需要铁的纪律。没有严格约束和严格执纪，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就会沦为一句空话，就不可能把党管好、治好、建设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突出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和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从出台八项规定、坚持不懈反“四风”，到完善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制度，再到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把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不断增强全党的纪律意识，已经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条鲜明主线。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增强纪律意识，首要的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打头、管总的。不少反面案例警示我们，政治规矩如果不能立起来、严起来，很多问题就会产生出来。有些人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有的人搞权大于法、任性妄为，有的人对中央决策阳奉阴违、自行其是，有的人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凡此种种，无不败坏了风气、涣散了组织，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不良土壤。增强纪律意识，首先要遵守政治纪律，向党中央看齐，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抓住这个纲，才能把遵守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带起来，用铁的纪律锻造铁一般的党员队伍。

增强纪律意识，既要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更要让纪律和规矩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贯彻纪律和规矩，不能只是口上说说、纸上写写、墙上挂挂，而是要动辄则咎、抓早抓小，绝不允许突破纪律底线。近年来，无论因为大办婚宴被问责，抑或因为一顿饭、几条烟受处分，这样的案例都在彰显防微杜渐、决不姑息的执纪导向。这是严要求，也是对党员干部的爱护。有道是“人心似铁，官法如炉”，拿出动真碰硬的劲头，让党规发力、禁令生威，彻底打消一些人的侥幸心理、观望心态，就能使广大党员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在全党形成守纪律、讲规矩的好风气。

增强纪律意识，“关键少数”要发挥关键作用。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就能以上率下，形成时时守纪律、事事讲规矩的氛围，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强化纪律规矩意识。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内没有特殊成员。领导干部要有率先垂范的意识，既做模范遵守纪律的排头兵，又当严抓纪律的责任人，坚持真抓真管、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才能发挥站在前排、带动一片的引领作用。

从革命年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遵守，到今天“下属收鸡蛋，领导被问责”的严格执纪，正是靠着理想信念的引领和严格纪律的保障，我们党才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中华号巨轮的掌舵者。跨入“十三五”时期，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以严明纪律锻造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我们就能厚植党的执政基础，为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国梦提供有力政治保证。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2014年10月，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曾谈及“全面依法治国”必要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把“依法治国”作为主题，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新的重大部署，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厘定了“路线图”。事实上，回望三年来依法治国的点点滴滴，真可谓硕果累累。

立法不断完善。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依法治国，立法必须先行。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明确强调：我们要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诸如修订《刑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以及即将出台的《网络安全法》等等，都使得立法不断完善，为依法治国夯实了底气。

执法趋于规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系于执法。2015年3月修改《立法法》，就曾被称为“用良法管住‘任性’的权力”。事实上，三年来在执法中相关部门努力弘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反对各种破坏法治的特权现象，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推动着执法越来越规范，也有效解决了有法不依的法治难题，更为建设法治中国和法治社会提供了全民守法的强有力保障。

守法渐成共识。全民守法是弘扬法治精神的基础工程，也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更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一环，堪称法治精神真正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明确指出，法律要发生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三年来，党和国家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全民守法已经逐渐成为了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八大将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确立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在“十二五”收官之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还专门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纲要》明确指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如此不啻于为依法治国按下了“快进键”。

当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必须顶层设计与社会创新并重、立法执法司法改良与法治信仰培育同步。“十三五”开局之年，党员干部就更应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开拓进取、久久为功，更加自觉地坚持依法治国、更加扎实地推进依法治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改革发展破障闯关、推动民生改善和社会公正，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更加扎实的贡献。

（未来网评论员 杨飞）

【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体坚持、一体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握指成拳形成突围合力，才能推动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

古人有言，“提纲而众目张，振领而群毛理”。提纲挈领、把握关键，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前提。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新开局要有新作为，以什么样的理念引领发展，以什么样的方式推进改革，至关重要。

“新的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调研时的讲话，再次凸显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的引领性作用，也为我们在新的一年如何开好局、起好步指明了方向。今年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就是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总指南、总抓手；今年的改革任务和重点，就是要在统筹贯彻新的发展理念上有新突破、新进展。

思想的高度决定了行动的高度。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五大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凝聚着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体现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五大发展理念是价值层面的思想引领；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五大发展理念是实践层面的行动指南。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挥棒落实各项改革发展任务，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方法论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我们才能克难前进、臻于新境。

用好这个指挥棒，就要有“除旧布新”的改革勇气。越是对旧事物有依赖，越是会阻碍新事物的成长壮大。譬如“速度情结”，如果拘泥在高速增长中，难免会放松甚至忽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转型任务，就难以实现发展方式和发展质量的超越。没有不痛不痒的蝶变，也没有一帆风顺的转型，要实现壮丽新目标，就必须走出“舒适地带”、摆脱“路径依赖”。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的发展理念的认识要立即调整，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的发展理念的行为要坚决纠正，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的发展理念的做法要彻底摒弃。

用好这个指挥棒，就要有“直面问题”的责任担当。五大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贯穿着鲜明的问题导向。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挥棒，就要直面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城乡、区域、“四化”发展不平衡问题，坚持协调发展是基本思路。化解商品房高库存，必须推进创新发展，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脱贫攻坚时不我待，有赖坚持共享发展，拒绝等靠要、图虚名。冲着问题去，问题才不会积重难返，跨越追赶的“机会窗口”才不会转瞬即逝。“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抓住时机进行战略性调整、结构性改革，是顺势应时、对焦问题的必然选择。

用好这个指挥棒，就要有“一体贯彻”的系统思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统一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逻辑上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在实践中不可分割，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正如专家指出的，五中全会《建议》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提，正是五大发展理念统筹一致的新意所在。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体坚持、一体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握指成拳形成突围合力，才能推动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

“前景令人鼓舞、催人奋进，但幸福不会从天降”。因循守旧必然无所成就，顺势而为才能大有作为。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挥棒，扎实笃定地办，驰而不息地干，我们一定可以书写出属于2016的新篇章。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积极吸收法治政府建设的改革成果，为协调改革与法治关系做出示范】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这是法治中国的目标之一。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进一步明确法治政府的目标和标准，指明了法治政府的建设重点，可以说是“十三五”时期法治建设的重要依循。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改革和法治的关系是一条主线。改革强调创新，强调突破现有的制度羁绊，而法治强调稳定性、长期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如何处理改革与法治关系？此次公布的《纲要》积极吸收了法治政府建设的改革成果，为协调改革与法治关系做出示范。《纲要》坚持改革要于法有据，也注重立法要为改革留出空间。在内容上，《纲要》及时巩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等成果，更进一步提出全面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取消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资质资格准入许可，是对行政许可法的回归。

需要看到，我们当前距离法治政府的目标还有相当的差距。2015年，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对全国100个城市进行法治政府评估，平均得分率仅为61.73%，刚刚及格。同时，各地区、城市之间依法行政的水平差异较大，制度实施的实际效果不佳。比如，在规范性文件清理的评估中，平均得分率仅为53.5%，有39个城市的得分为0；“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的实施情况”的平均得分率仅为31.7%，有84个城市得分在及格线之下。

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关键要抓住核心动力。《纲要》的保障措施里，明确提出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做第一责任人，要把法治政府建设摆在工作全局的重要位置。当把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到领导班子的考核评价体系后，就会对领导班子构成约束，也就形成了法治政府建设的长效动力。《纲要》还规定了地方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报告制度，且要通过报刊、政府网站等向社会公开，使得内部监督外部化，提高监督的效果。

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纲要》提供了基本原则。“最大程度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的许可，最大限度缩小投资项目审批、核准的范围，最大幅度减少对各类机构及其活动的认定。”这三个基本原则的确立，有助于从根本上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确保市场作为生产经营和资源配置的主渠道，推动政府最大程度还权于市场和社会。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纲要》提出“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实施更方便有效的行政审批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有助于厘清央地关系，改变中央和地方事务高度同构，边界、权责不清的状况。

强化法律实施，才能树立法治权威。针对执法过程中存在的不严格、不规范、不文明、不公正的现象，《纲要》提出要继续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探索“智能”监管。相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政务”将会大力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大数据的汇集和利用、网络流程再造等，将促进政府体制改革，实现跨部门协作，形成政府和社会共治的格局。《纲要》通过创新行政方式，优化行政程序，提高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必将为新时期的法治政府建设提供全新的路径。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光明论 治国理政新实践】

“四个全面”是因应治国理政时代使命的战略布局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李君如

一个领导人有一个领导人要解决的时代课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要完成的时代使命。今天的中国，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集中起来，就是党中央宣布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之所以说这是时代课题或时代使命，是因为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规律之所使然。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就要在改革中突破传统生产关系的束缚，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要发展市场体系，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就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上层建筑，从执政党建设着手，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而，就要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解决国家制度现代化问题。这就是中国改革的实践逻辑。

如果说这种逻辑的复原，还比较抽象，那么考察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及其提出的课题，就十分现实了。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解放，社会财富大增加，国家经济实力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溯源这些变化，就在于改革把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极大地激发了出来。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复杂，就在我们把中国搞活的同时，出现了许多乱象，包括党内腐败从滋生到蔓延，引起人们对国运的担心。这就要求我们治乱，建设一个活而有序的社会，解决伴随改革发展而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把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推进到了一个崭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的问题突显出来了。这就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肩负的时代使命。

时代提出的课题，也是时代提出的难题。搞活，不能搞乱；治乱，不能治死。不仅如此，我们追求的“活而有序”，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治久安。激发活力，要靠改革；治乱，要靠法治，还要靠治党。不论搞活，还是治乱，都必须有利于并确保“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为破解这一难题，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是统一思想，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上来；继而秉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一手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手抓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改善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接着，制订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两个被称为“姊妹篇”纲领性文件，把国家治理包括依法治国问题提到了改革总目标的高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因此，认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地位和意义，必须把它放到今天中国面临的时代背景和时代使命下去认识，放到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大局中去认识。由此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因应治国理政时代使命的战略布局，是破解治国理政时代难题的战略布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布局。

“治大国若烹小鲜。”习近平用先哲的格言，告诫全党：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尽管很艰巨，但是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治国理政，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续写一篇光彩夺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文章。

新华社北京１月６日电 “月明三峡晓，潮满九江春。”新年伊始，是播种希望的重要时节，也是开局起步的关键时刻。“新的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调研时强调，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新的发展理念上来，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这为我们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思想指引，更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新一年的实践动员令。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正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凝聚着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体现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牢固树立和切实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我们就能占据发展的制高点，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新的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就是指导全国、统一思想、协调行动的总原则、总要求。所谓“一了千明，一迷万惑”，树立发展新理念，是一个破与立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要增强看齐意识，响应中央号召，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的发展理念的认识要立即调整，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的发展理念的行为要坚决纠正，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的发展理念的做法要彻底摒弃。另一方面，要强化系统思维，努力提高统筹贯彻发展新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只有把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来把握，处理好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内在关系，才能做到一体坚持、一体贯彻，既不顾此失彼也不相互替代，推动发展理念落地生根。

突出问题导向，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发展的突出短板，是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方法论。实现创新驱动，就必须自强奋斗、敢于突破，瞄准核心技术，不断攻克高精尖难题，才能掌握主动权；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就要聚焦供给侧，在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等方面下功夫，才能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就要突出“精准”二字，找准“穷根”、明确靶向，真正抓到点上、扶到根上；增进人民福祉，就要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满足老百姓多样化的民生需求，织就密实的民生保障网，使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今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能不能开好局、起好步，关键就看能不能贯彻落实好五大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强调，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着力推进改革开放，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这“四个着力”，既充分体现了发展新理念的思想精髓，又是践行发展新理念的现实突破口，抓住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锐意攻坚，开拓进取，把五大发展理念融入火热的实践中，使各项改革取得实效，我们就能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不断开创发展新境界。

历史的发展，总有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大幕已经拉开，使命在肩，时不我待。用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前行步伐，各级干部脚踏实地、实干苦干，广大群众各尽其力、携手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写下“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精彩篇章，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