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说我分析人和事情多从人性的角度，缺乏兽性的角度。我告诉他，这和我接触人比较多有关，同时又欠缺动物学方面的知识，只好“扬长避短”。

我有时也想从兽性的角度，分析一些人和事情。分析的结论，缺乏可比性。比如说，石书章强奸案便是一例。今年49岁的张丽平，2008年3月21日至22日，被河北省邯郸曲周县河南疃镇党委书记石书章强奸后，到案发地邯郸市丛台区公安分局刑警一中队报案，做了一份询问笔录。按规定，在询问笔录中，她“详细描述了被强奸的整个过程”。不久，石书章拿着这份材料，对作为受害人的张丽平说：“你报案时的询问笔录我都拿到了，你还告什么。”这份长达7页的询问笔录被贴在了县城的大街小巷，甚至被人发到了互联网上。此事给张丽平及其家属造成严重影响和伤害，张曾一度精神失控，几次自杀。两年来，张四处奔走，多次往返投告于当地各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纪检部门，却一直没有结果。

动物学知识极度贫乏的我多少知道，人有时候与某些动物一样，强奸同类，官员也如是。因此，我们有句成语：行同野兽。古典小说形容某些官员是“狗官”，大概就是指石书章这类官员。但是，地球上不管什么样的野兽，强奸之后都不会四处张扬自己的兽行，更不会跑到互联网上去“公示”。因此，把石书章比做野兽，极有可能招致全球野生动物的抗议。

从时间节点看，在全国共产党员进行先进性教育的时候，身为镇党委书记的石书章居然兽性大发对47岁的张丽平实施强奸，实在令人发指，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怎么可能领导好全镇党员的先进性教育？全镇党员怎么可能接受这种书记的领导？上一级组织，在长达两年时间里，竟然容许这种给党的形象抹黑的败类胡作非为，已经严重丧失了道德底线和党组织的战斗力。

多年前，我曾经听监狱里出来的刑满释放人员说起，强奸犯即使在犯人堆里也属于最低级、下流，被人所不齿。狱里俗称“杆儿犯”。经常是犯人之间拿来出气的“对象”。现在，强奸犯在犯人中的“地位”是否得到提升，我没有过跟踪调查，没有发言权。不过，强奸犯在曲周县甚至邯郸市某些党政机关，似乎不但得到庇护，甚至还能得到受害人的询问笔录并四处张贴，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强奸犯在光天化日之下为所欲为，自古至今，放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咄咄怪事。石书章那个地方，岂非人妖颠倒，正不压邪？从刘邦到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约法三章”，都有一条不准奸淫妇女。一个镇党委书记不但敢于奸淫妇女，还敢于明火执仗、全城宣示，他是在向法律发起挑战，还是等着有人“替天行道”灭了他？这事若是发生在大宋朝，早有梁山好汉一刀结果了狗官的性命。我们今天是法制社会，不用好汉们“替天行道”，由公平正义的法律“替天行道”。但是，前提是执法者不能与强奸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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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笔录为何“落入”镇委书记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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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河北邯郸市曲周县张丽平被曲周县河南疃镇党委原书记强奸，报案后办案民警做了详细描述被强奸过程的询问笔录。此后犯罪嫌疑人多次找她撤案，并表示自己已经拿到她报案时的笔录。之后没多久，大街小巷都贴着这份询问笔录，甚至被人发到了互联网上。（《中国青年报》5月20日）

在严格的司法程序上，司法机关的相关询问笔录属于秘密，尤其是涉嫌强奸的刑事案件，保密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此强奸案通常都不公开审理。但是在本案中，所谓“不公开审理”已经流于形式。

“街道上、广场上、墙上贴的，树上挂的，地上掉的，到处都是。”泄密的严重后果令人心颤，而究竟是谁向罪犯石建设泄密，张丽平奔走呼告长达两年之久，却仍然面对一道难解之谜。综观案情，这道谜之所以如此难解，并不在谜底本身，难解的背后向我们昭示其实已经屡见不鲜的又一个“权力互惠”版本。

犯罪时身为一镇党委书记的石建设，能够远距离从邯郸市丛台区警方获得举报自己犯罪的第一手资料，足见其影响力不可小觑。当他手持厚达七页的询问笔录，措辞得意地要求受害人撤诉时，表象上是在炫耀自己的个人能耐与权力，实质上却隐喻其个人身后更大的权力互助空间。

通过“非常渠道”获得自己想要的警务秘密，似乎并不是石书记影响力的全部。虽然最终没有成功达到逢凶化吉的目的，但他的案情进程不免耐人寻味：报案9个月之后才被刑拘；批捕近一年之后才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刑法》对强奸罪的判处标准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符合“从重处罚”的条款中有这样一条：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那么试问：贴满大街小巷的询问笔录让受害人精神崩溃，几度自杀，这与“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相距几何？

受害人张丽平因自杀而在左手腕上留下的一道长长疤痕，已经不是受害人一己之痛，而是折射社会之痛。在推进法治建设的语境下，“权力互娱”乃至“权力互惠”式的官场生态必须得到有效治理。究竟是谁泄密并不是一道无解之谜，再难解，也必须把它彻底揭开并依法处置，以还当事人、还全社会一个迟到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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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保护个人隐私也是执政力

河北邯郸市曲周县一女性张丽平（化名）两年前遭镇委书记强奸，她报了案，内容详细的询问笔录结果被四处张贴，两年过去，两个至关重要似乎也并不太难查清的问题——谁外泄了询问笔录、谁将它们四处张贴，仍然不可得知，张丽平求助无门，承受着原本不该承受的痛苦。

张丽平的笔录以复制的形式大量出现在街道、广场、墙上、树上，说明策划这一行为的人目的明确，就是要让其受害事实广为人知，行为卑劣，手段下作。如果法律有用，或者说如果我们相信法律有用，应当有力量促使制造伤害的人现身，接受法律制裁。如同闫德利事件、蕲春女教师艳照门案一样，伤害需要终结，真相需要展开，正义需要维护。

然而转身面对现实，让人倍感沉重。张丽平多次到丛台区、邯郸市等各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纪检部门反映情况，说明她曾寄望于权力机构能够终止她所受到的伤害。“多次”表明她受到挫折却不曾放弃，各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而非其他部门，说明她大略知道自己所遭遇的事情应该找什么部门。一个公民多次找上权力机关的门，应被认为是走正道，保护自身权益，目的正当、迫切且必要，而对应走正道的却是冷漠、拖延、不急不慢，我不知道这是说明处理此一事件的节奏在控制之中，慢慢来，还是根本无节奏。

根据报道，询问笔录是按规定做出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按照这样的规定，不论是否强制，一个受害者要讲述伤痛，受理部门应有保护笔录内容不被泄露的职责。我们可以想象，笔录被作为密件保管，只有被授权的人才能翻看。按照张丽平的说法，被张贴的笔录为原本复制，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丢失，笔录乃是非法流出。报道称实施强奸行为的镇委书记石建设曾威胁张丽平，“你报案时的询问笔录我都拿到了，你还告什么啊”，如果这被坐实，石建设因何会拿到笔录，为何张丽平一报案，石建设就找了她，要求撤案，这些都是核心问题，更核心的是，石建设的这些行为需要有保管笔录的相关部门和人员配合，他总不会像《碟中谍》里的阿汤哥，以高超手法深入虎穴而得到笔录的吧？

类似闫德利这样的事件，我们还可以说，法律和权力机构最终保护了她的权益，面对张丽平事件，至少目前我们羞于启口。笔录不是照片，应被秘密保管的材料流出，负责保管的机构无法置身事外，闫德利事件里，侦查机关是超脱的，它们可以公正立场出现，张丽平事件里，公正的实现所受掣肘太多。冷漠、拖延、不急不慢，其背后应是焦虑和紧张，闫德利事件对侦查机关来说不算敏感，这里面不牵涉权力机构的行为与形象，然而面对张丽平事件，人们有足够理由怀疑，这一并不难查清的事件之所以艰难，就在于权力机构因可能的牵扯而难以超脱。

不论怎样，我们应当承认，保护公民隐私，这就是一种执政力。执政力并非总是体现于大的层面，并非总与经济、政治、社会这些大词相连，一个公民受到伤害，她感到恐惧，心里充满阴影，生活感到绝望，她苦苦寻求庇护之所，而繁盛的社会，权力机构设置完备的社会却无法给予她保护，这就是执政不力，是一种耻辱。无论情节多么复杂，无论有多少纠葛，如果一个通道失去效用，应有其他通道让张丽平们看到希望，为遭遇伤害和不公的人拨去阴霾，重见阳光，这是执政之力度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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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河北邯郸市曲周县张丽平被该县河南疃镇党委原书记强奸,报案后办案民警做了详细描述被强奸过程的询问笔录。此后犯罪嫌疑人多次找她撤案,并表示自己已经拿到她报案时的笔录。之后没多久,大街小巷都贴着这份询问笔录,甚至被人发到了互联网上。（2010年5月20日《中国青年报》）

还在审查阶段，对方就声称拿到了询问笔录。是谁将其泄露了出去，答案已经很清楚，只能是承办此案或是有权调阅该案卷宗的有关人员。

拿到询问笔录，意在让受害人撤诉。在这里，询问笔录成了讨价还价、威逼要挟的筹码，而见此招不成，对方便抱着“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看”的阴暗心态，将询问笔录作为“杀手锏”，抛散于众，别有用心地制造了又一起“桃色事件”。由于强奸案询问笔录的特殊性，少数人在猎艳心理的支配下，一睹为快，更加快了询问笔录在社会的传播。

被人强奸，已属人生之大不幸，再遭到如此恶搞，更是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自觉丢人，精神失控，几欲自杀，内心遭受巨大折磨……而造成这一后果的，就是那原本不该流传出去的询问笔录！

只要稍具一点常识都会知道，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强奸案询问笔录不会像政务信息那样被公之于众，供人随便查阅。为强奸案受害人保守秘密，也是司法机关的法定职责。现在，女事主的个人隐私轻易地被泄露出去，人们不难猜想，在这一事件背后，一定有人动用关系，无视法律，违反程序，徇私舞弊，一定存在着乱作为甚或肮脏的权钱交易。对此，受害者要求查明真相，停止伤害，严惩责任人，一点也不过分。可是，已近两年，却等不到任何说法，没有任何人对此事负责，这更让人感到悲哀和愤慨。

一份询问笔录流向社会，可能会给少数人带来活色生香的谈资，可是，却会让当事人身心和人格尊严受到严重伤害，让公民的合法权益变得百孔千疮，惨不忍睹。与此同时，付出沉重代价的还有法律的公正和司法机关的公信。

为了正本清源，做到依法执政，期待当地有关部门别再推诿扯皮，回避问题，而是以负责任的积极态度，早日查出并严肃处理责任人，还受害者以公平，还法律以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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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在县城的街道、广场的电线杆上贴着的、树上挂着的、地上扔着的，铺天盖地都是我在公安部门做的询问笔录。”5月18日，河北邯郸市曲周县张丽平（化名）还清晰地记着两年前的那一幕，“我当时一下就懵了，没有感觉害怕，也没有感觉愤怒，一句话没说，眼泪就下来了。”（《中国青年报》5月20日）

可以想象，2008年3月21日至22日，张丽平被曲周县河南疃镇党委原书记石建设（化名）强奸后，到案发地邯郸市丛台区公安分局刑警一中队报案时，心里是多么地屈辱和痛苦，可她还是配合民警做了长达7页的询问笔录，祥细记述了被强奸的全过程。不想，该询问笔录很快就被泄露了，弄得本来就不大的曲周县城满城风雨，几乎人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然而，更让张丽平难过的是，家人和亲戚也为此受到了严重影响，特别是她的儿子知道这件事后，什么也没说，流着泪，一份一份从县城的各个角落把询问笔录找回来。无疑，询问笔录在大街小巷广为流传，使张丽平在精神上再一次受到强奸，这比肉体被强奸还要让她更可怕、更难过。事发后，她悲愤地说：“丢人啊！”并曾一度精神失控，几次自杀未遂。

强奸案属于公诉案件，首先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之后转入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再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本案在犯罪嫌疑人批捕前，询问笔录就已流出，应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阶段外泄。那么，到底是谁那么大胆泄露了原本应该保密的询问笔录？是谁给了泄露者那么大的权利？又是谁将其贴至大街小巷？为此，两年来张丽平四处奔走，多次找到丛台区、邯郸市等各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纪检部门反映情况，但一直没有结果，也没有任何人对此负责。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人要保护询问笔录的泄露者呢？该保密的不保密，不该保密的又百般保密，公安机关如此一错再错，究竟为了什么？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对此，笔者以为，凡接触过此笔录的办案人员及相关领导都逃不出干系。事实上，本案案情并不复杂，只要找出当年办案民警便可“水落石出”。因为这样的保密笔录一般百姓是看不到的，除了那位禽兽书记为了达到不被起诉的目的，私通公安，与办案民警合谋了让强奸笔录“公诸于世”的悲剧之外，再也找不到泄露的理由，毕竟笔录是不会自长翅膀飞出去的。所以，公安机关应遵守起码的职业道德，对执法犯法的相关办案人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给受害者及社会一个公正的答复，并杜绝此类“杯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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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河北曲周县张丽平被某镇党委原书记强奸，报案后办案民警做了详细描述被强奸过程的笔录。此后犯罪嫌疑人多次找她撤案，并称已拿到笔录。之后没多久，大街小巷都贴着这份笔录。是谁泄露了原本应保密的笔录？为此，张丽平四处奔走，但已快两年了，这对她来说，仍是个谜，也没有任何人对此负责。（《中国青年报》5月20日）

正如法律专家所言，强奸案属于公诉案件，首先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之后转入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再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本案在犯罪嫌疑人被批捕前，询问笔录就已流出，应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阶段外泄。警方办案有相关程序，而涉及案件的所有“材料”保管都有相关制度的规范，很明显，这一强奸案笔录被公开张贴，真要查处起来并不会有太大的难度。

而事实上，从报道的情况来看，犯罪嫌疑人曾经拿着“笔录”威胁被害人撤案，而办案民警也曾经表示，“只有当时丛台区公安分局的相关领导调过卷，别人再没看过。”由此可见，该笔录是如何泄露出去的，一查便知。然而，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在被害人长期的奔走控诉下，警方却没有给出一个“任何的说法”。

还值得一提的是报道中的如下细节：“当记者联系到丛台区公安分局政治处处长袁清波，他答应马上帮助联系相关人员接受采访，但此后再联系袁清波时，他的手机便再也没有接通过。于是记者联系办案民警王永志，王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警方为什么推诿或者拒绝接受采访？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恐怕是一个地球人都明白的事儿。

如果说被强奸是一种对受害人个体精神与肉体上的伤害，那么，警方询问笔录如此流出并被四处张贴，将被害人的隐私“广而告之”，就不仅仅对被害人构成了严重的“二次伤害”，还疯狂地践踏了法律的尊严。而不管笔录因为何种因素而曝光并沦为泄愤报复的工具，这都是掌握执法权力的司法公器的严重渎职——在戕害公民权利尊严的同时，也让司法公器的公信力彻底沦丧。

如此种种，被“张贴”的其实哪里是一份强奸案笔录，而是权力干涉司法的极端恶例。犯罪嫌疑人通过何种手段取得了办案笔录尚等待警方的调查，但从一开始的“威胁”到后来的“四处张贴”，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权力魅影的肆无忌惮。

这一份强奸案笔录究竟是怎么泄露出去的？期待有关部门别再揣着明白装糊涂，赶紧“顺藤摸瓜”，让真相尽早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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